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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前線．焦點2021》新聞攝影比賽：年度圖片及突發新聞組冠軍
攝影：廖雁雄 / HK01 | 圖片來源：HKPPA
六月，對許多香港人來說都是每年都揭一揭的傷口。當城中一個又一個的紀念像、紀念碑被移除被消失，年復一年和大家一起高舉燭光的組織都瓦解了，成員也身陷牢獄。當象徵「六四」的實物陸陸續續消失了，難道「悼念」就不存在？
去年底在香港大學被漏夜移取的《國殤之柱》正是一個很好的反例。丹麥藝術家 Jens Galschiøt（高志活）除了就他的雕塑作品被拆走與校方周旋外，已一早把《國殤之柱》的立體模型檔案等公開給公眾下載，而世界各地如台北、挪威、布拉格，也有組織在高志活的協下豎立了雕塑的複製品，迷你雕塑更在民間被立體打印。另一邊廂，已撤出香港的國際特赦組織，則會在歐美及亞洲等地20多個城市就六四屠城及聲援香港舉行一系列全球燭光活動。「悼念」由原來集中的一點，隨著人們遷徙擴散到不同地方去，遍地開花。
豎立在公共空間的紀念碑（monument），固然能成為歷史記憶的象徵和載體，具體地呈現一些要被記載、傳揚的人和事。對當權者而言，這就涉及了哪些人和事應該被紀念或不被紀念，哪些該被寫進去歷史或抹掉，這就是權力的呈現。但倒過來說，紀念碑在公共空間出現並不可能只是單方向的宣示，它的文化意義其實也由人們賦予才成立。
《國殤之柱》是高志活的作品，自有他創作的動機和表達的意思。但當雕塑在1997年5月底──香港主權移交一個多月前──運抵香港，它的文化意義才正式在公共領域誕生。當時《國殤之柱》在每年一度的六四晚會展出後，香港大學學生會宣佈把它運到港大校園，數百市民響應同行護航，期間還少不了校方與學生、警察與護送者的拉鋸，之後還有學生會與校方多次交涉、學生會全民投票表決贊成永久擺放，雕塑也隨校園發展搬移到不同位置⋯⋯每年六月四日，港大學生會也有洗刷《國殤之柱》的行動，一代接一代的變成了傳統。 如此，《國殤之柱》已不再單純是一件放置於公共空間的雕塑，除了寫明在作品基石上紀念六四死難者的原意外，還盛載了在主權移交前後對政治前景的不安、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、對威權的反抗、歷史的承傳等複雜情感和思緒，都透過後續的行動及影象傳播承傳下去。
再看一些本來與「悼念」無甚麼直接關聯的地標，其實也是由人們的行動改變了它的文化意義。例如在香港文化中心外海濱廣場豎立的法國雕塑家凱撒·巴爾達奇尼（César Baldaccini）作品《翱翔的法國人》（The Flying Frenchman），乃當年卡地亞基金會委約藝術家製作並於 1992 年贈予香港。藝文圈一直留傳這個由一節節銅板銅技銲接組成、高舉單翼無法飛翔的雕塑其實原名《自由戰士》，是藝術家為紀念六四死難者而創作的，惟被當年接收的市政局要求易名。當年藝術家缺席了揭幕禮，幾年後也離世了，政府也一直沒提供任何作品詳情，有關故事已變成無從核實稽考的都市傳聞，很多藝文朋友都一直沿用《自由戰士》的稱呼。直至 2008 年，都有一群藝術工作者每年六月四日到《自由戰士》腳下獻花。2011 年 4 月，香港藝術家聲援艾未未在北京被拘留而發起的「藝術公民大聲行」，也以《自由戰士》作終點，並遊行後在雕塑前舉行「特立獨行．自由表達 — — 反白色恐怖藝文匯演」。同年，活化廳展覽《拜山先講 ? 從北京走到北京道…
